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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米亞娜:在海外四通橋聲援運動中,我們這樣克服恐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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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四通橋抗議引發了海外大規模的聲援浪潮後,我們也加入了校園貼標語海報的活動。我托一個坐辦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張海報,備好了膠帶和剪刀,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個在曼尼托巴大學讀書的朋友去了她的學校。

我們輾轉於校園的各個學科大樓、步行通道、公交車站和學生中心,尋找合適的位置。朋友顯得非常緊張,她說她特意穿得低調,戴著帽子和口罩,選了個黑色長款羽絨服把自己全身裹住,又數次自語:“反而更顯眼了。”


她左顧右盼,心神不寧,低聲細語,生怕被路過的人發現。當我們在一間正在上課的教室門口的布告欄上貼海報的時候,她催促我快走,因為教室裡正對我們的位置坐著一個東亞人長相的學生,她擔心那人是中國人,已經“目擊”到我們。當我提議要去中國學生最多的商學院貼海報的時候,她有些抗拒,直言中國人讓她很害怕。

在轉場的路上我問她是在恐懼什麼。她的答案並不讓人意外——怕和中國“愛國”學生起沖突,怕被ta們曝光和舉報,怕影響到身在國內的父母和親朋。

關於極權無遠弗屆的威脅和監視,我早已深有體會。它時不時就跳出來,提醒你無法脫離它的掌控。就在今年夏天,我還因為某個自己可能被“盯上”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,又因為出現這種恐慌情緒而更加感到挫敗。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,我在國內遭遇國安騷擾後那種失魂落魄的狀態裡,什麼都沒改變。我實在不明白,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,我已經身在萬裡之外的另一個自由的國度,為什麼這種恐懼還是沒有放過我?為什麼它仍然可以穿越時空,一下子便捕獲我的心神?


我明白這種恐懼是被誇大的。極權依靠人們內化的、自發的、膨脹無度的恐懼感實施控制。而被閹割、被去權、被孤立、時刻保持自我審查,就是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出廠設置。我的朋友還很年輕,剛剛大學畢業後從國內出來,之前從未參加過類似的行動,只是有在朋友圈關注女權等議題。當我問她要不要一起去貼海報時,她立刻就答應下來。“太棒了!”她說。

我告訴了她一個管理恐懼的方法:“一般我會看著那些比我更勇敢、沖在更前面的人,ta們的遭遇有助於讓我評估自己的風險。你可以看著我,如果我沒出什麼問題,你就暫時不用擔心。”


這個方法聽上去有點缺德,似乎我們是借著他人的犧牲來給自己劃定安全的紅線;其實這種“紅線”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妄想,我們對“幸存”的慶幸裡包含了太多的僥幸心態。而且,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規避風險上,就會不斷規訓自己做事的尺度,也限制了行動的空間。

可是,作為一個在母國從未以公民的方式參與過政治的新手,剛開始在自由社會裡行動,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跳進海裡,需要套個游泳圈來獲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。為更多後來人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,也是我的責任。畢竟當年我也是靠觀察那些女權行動先驅而成長起來的。她們的實踐使得我有路可循,與她們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。更重要的是,她們在被一次次打壓後堅持行動的韌性,照亮了我無形的恐懼。我們在這個過程裡形成了聯結,拓展了彼此能力的邊界,並被一種道德義務綁定在一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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